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雄

“双减”政策出台后，最新调研显示，家长们的心态各不相同：有开心、有焦虑、有迷茫、还有观望⋯⋯其实可能不少家长并没有想明白，“双减”到底减什么？形式上是为减轻孩子们的学业负担，实际上是要让教育回归本位，让家庭教育回归生活。有人说“双减”后更加凸显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其实在AI时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学校教育。

“双减” 决不是一减了之，也不代表家长可以由此“躺平”了。“双减”政策出台后，家庭教育有些地方需做减法，有些地方要做“加法”；有些方面要“降维”，有些方面则要“升维”。比如，家长应更多地让孩子学会风险管理、提升心理弹性、加强生命教育等方面，就须做“加法”。

从根本上说，这次“双减” 是动真格，是党中央、国务院下定决心，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高度，为克服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保障每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作出的重大决策。实施“双减”政策，决不是短期安排，而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是一次教育观念的重大变革。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底层逻辑”将发生根本变化。其“大逻辑”是：学校教育必须回归“育人”而不是“育分”的本位；“小逻辑”则是：家庭教育必须转变观念，破除内卷。因此，家长需认清形势，在教养孩子上必须树立起“长期主义”的价值取向。

1、中国家长为什么难以克服内心的焦虑？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特别容易有教育焦虑？细加分析，可能有多方面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家庭中的儿童与西方家庭中的儿童之“自我”相比，前者为“依赖性自我”，即我们孩子虽观念上希望独立，但生活仍较多地依赖父母，特别我们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过于紧密；后者属“独立性自我”，西方家长则从小比较注重陪养孩子自我与生活独立。这也是中国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更容易焦虑的根源之一。

第二，大多数家长具有"名校情结"。相信只有孩子考上好大学，未来的工作、生活才会一片坦途。其实，任何一项投资都有风险，教育投资也一样，教育就是一道充满风险的美丽风景，孩子未来的发展也充满无限可能性，家长的观念和选择还是要更有理性。

第三，不少家长往往是“间歇性地关注孩子”，当孩子有问题时，就多关注一些，没有明显的问题时便关注得少。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缺乏宏观的规划，对于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得够不够等问题心里也没有底，因此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走向就缺少了一份确信。不确信就容易带来焦虑。

第四，尤其是70后、80后的一代父母，自己大都是通过个人奋斗考进大学，改变命运，毕业后有了工作与家庭，也有了孩子，他们内心期待孩子也能“复制”自己当年的高考和奋斗经历。其实，如今孩子的成长环境已发生很大改变，加上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或许你的孩子不愿再辛苦地走父母所走过的道路。

第五，因为对未来社会的变化逻辑看不清楚，又导致不少家长产生一些观望和迷茫的心理。焦虑很多时候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预期的无力把握。社会在速变，孩子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若家长的认知仍停留在自己年轻时代的“观念地图”内，不再学习和接受认知之外的新事物，就会跟不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甚至成为他们发展的阻碍。

2、家长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下调整孩子的发展规划？

当今已进入“VUCA社会”：其特点是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时代环境正遭遇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与矛盾。“真正的教育总是充满风险的美丽风景”。新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又呈现为一种“双螺旋”家庭结构关系，即父母与孩子，彼此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此，家长必须不断自己学习提高，才能与孩子共同成长。

其一，AI时代“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如今，“有用知识”与“无用知识”几乎齐平。当初考进大学时所选的热门专业，也许等到大学毕业时，已遭到所谓的“AI失业”。社会迈入快速变化时代，知识更新、技术迭代，十年后大部分工作很可能会被机器所代替。因此，在“知识大迁移时代”，须重构我们的知识观、学习观。应着力培养孩子的“确定性能力”以对抗不确定的未来。比如培养孩子的理性认知、提高社商、“填坑力”（00后一代用语：填平、克服人生成长过程各种困难与“坑”）以及对知识的整合、迁移及运用能力等，这在VUCA社会显得特别重要。

其二，家长须去除“精英教育认知偏差”。由于受“信号理论”暗示（往往易受到社会各种流行信息影响）尽管如今不少家长已基本能接受自家孩子未来成为普通人，但绝不能接受孩子读不了普通高中、不能升入大学。因为被这样的恐惧和焦虑所裹挟，许多家长特别在乎孩子的考试成绩，在这方面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若与发达国家教育对比，我们教育的问题在于中学注重分数、大学则注重绩点，导致学得太窄、太功利；标准化试题导致思维过于绝对；“精英教育认知偏差”导致把一时的成败得失看得太重。

其三，现在的家长普遍给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目标都设立了很高标准，将生育、养育、教育视作改变家庭或孩子命运的投资，但是没有看到教育投资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为此，家长在评判孩子成长的标准上，不妨更多元一些、包容度更大一点。未来社会，“A型”学生（绩点全A、分数全优）可能将过时，而“X型”人才（交叉型人才）、“π ”知识结构人才（开放、多向度的创新人才）会更受欢迎。

最后，应允许孩子“试错”，培养孩子的个人“生涯规划”理念。“双减”后，不仅要让孩子学STEM，练音体美，还应让孩子投身与增长见识有关的生活以及拓展想象力的一系列活动。应让孩子更多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参加公益活动。不仅要让孩子去西方国家“看”，还必须要让孩子到广大西部“走”。还应允许孩子从选择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潜能，从而养成、提升他们对个人行为选择负责的能力。

3、家庭、学校、社会如何做到有效配合？

“双减”是一场观念和认识上的纠偏，要让教育回归本位和育人初衷，需要家、校、社的有效和全力配合。

第一，厘清家校之间的责任边界。让家长帮老师批改作业，这是学校教育的“缺位”；班主任给学生调换座位，有家长要求必须征得自己同意，这是家庭的“越位”；资本裹挟下培育机构疯狂扩张，这是“影子教育”造成的社会“错位”现象。

第二，走出教育内卷的全民“囚徒困境”。千万不要把人生看成是一场又一场的锦标赛，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比赛，不应该用竞争思维去对待人生，否则内卷和“剧场效应”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全民焦虑、教育失衡、人才畸形的三输结局。

第三，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家庭学校应协同配合；减轻校外培训负担、规范治理校外培训，主要靠政府推动；而要解决教育上的“脑体差异”“共同富裕”难题，则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长期努力、共同治理、协同发力。

“双减”背景下，家长需要认清自己角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是要滋养亲情，切忌“隐性失陪”（在孩子身边，但心不在焉）。亲子沟通具有累积效应。父母始终应该与孩子保持良性互动，坚持成为与他们并肩而行的朋友。家长应提高亲子陪伴的质量，必须学会“在位陪伴”，而不是“在场陪伴”。

二是要加强儿童的边界意识与“三规”训练。帮助孩子努力做到：在家里懂“规矩”、在学校守“规章”、在社会遵“规则”。

三是要助力孩子增强“心理弹性”。家长不要过于纠结于孩子的分数，从小应更多培养孩子的抗逆力，心理弹性和韧性增强了，从长远看，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AI时代，帮助孩子掌握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第一，倡导“有效学习”。没有目的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而学，考试就会变成一种沉重负担，最后导致所谓的“习得性无助”。

第二，学会构建知识体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信息（知识）变得更加容易。而大量的、碎片化的知识，如果不经过加工、一股脑地学习，只会加重大脑的负担，应让孩子学会对信息知识的整合、迁移与融合能力。

第三，“人脑”不要与“电脑”竞争。应引导孩子从“背诵记忆式”学习中逐步解放出来，更多地学会与适应“研究创新式”学习。在高技术时代，更需要“高情感”平衡。